肝胆相照传佳话——民革前辈与中共老一辈领导人的交往
作者： 来源： 阅读次数： 日期：2025-02-08
编者按
重温历史，民革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民革前辈和中共老一辈领导人之间有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深厚情谊。本版通过回顾他们的交往片段，与读者朋友一起回忆那段同心往事。
宋庆龄：知己岁久情愈真
宋庆龄和中共领导人最早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初。早在1924年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宋庆龄就对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印象深刻，认为他们是孙中山先生曾对她说过的“最优秀的人”。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宋庆龄在邓颖超等人陪同下抵达北平。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宋庆龄与中共领导人的友谊得到进一步巩固。1935年12月，在民族危机日趋深重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制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号召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宋庆龄非常赞同这一政策，并以她特殊的地位和身份从各方面帮助中国共产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1月，受宋子文的委托，宋庆龄向中共领导层转达了国民党愿在这一基础上谈判的信息。在上海莫里哀路29号寓所，她把一封写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件托付给董健吾，委托他前往陕北。这封信件得到了积极回应，3月4日，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签署了一封电函，交由董健吾带回上海面交宋庆龄，并请他带着苏区几枚铸有镰刀斧头的银币和布币，作为送给宋庆龄的礼物。
1936年9月，为更好地促成国共谈判取得实质进展，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派潘汉年面呈宋庆龄，全文如下：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帅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允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做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附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
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毛泽东的来信情深意长，使宋庆龄深受感动。事实上，宋庆龄一直以她独特的身份和地位，采取特殊方式，为尽快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为了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宋庆龄在近十年没有参加国民党任何活动之后，第一次参加了会议，并与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向全会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案》。在会上，宋庆龄义正词严地说：“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为国人一致之要求……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难道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播发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要团结御侮，实际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这使得宋庆龄十分振奋，于次日发表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在文中她写道：“这两个兄弟党居然言归于好，从新携着手，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落泪。”
1949年6月，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毛泽东再次亲笔致函宋庆龄，并请邓颖超带着这一信函前往上海，面呈宋庆龄。信件原文如下：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中共领导人的盛情相邀，使宋庆龄深为感动，欣然同意北上。8月28日，宋庆龄乘坐的2252次专列抵达北平，毛泽东亲往火车站迎接。迎接宋庆龄的中共领导和民主人士还有：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何香凝、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当晚，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接风洗尘，宴会上充满了欢声笑语。
1949年9月21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开幕。宋庆龄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与宋庆龄等在主席台上。
9月30日，宋庆龄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李济深：扁舟共济与君同
1933年福建事变后，李济深被迫逃亡香港。在香港，李济深等在反思福建事件的同时，继续进行反蒋抗日活动，先后组建了“组织革命抗日联合会”“黄埔革命同学会”，联合各种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7月，李济深等又在香港正式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1935年12月，大同盟发表了《成立宣言》，宣布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自己的基本政治目标，并提出了八项行动纲领，其主要内容仍然是反蒋和抗日两方面。
毛泽东与李济深亲切交谈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所有爱国爱乡的中国人的反抗，福建事变烈焰尚未烧尽，半年后，两广事变的大火亦熊熊燃起。两广军政首脑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出兵湖南，举起了反蒋抗日的旗帜，粤桂联合军，改名为“抗日救国军”，打出“北上抗日”的口号，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然而，不幸的是，两广事变在蒋介石对广东力量分化瓦解的情况下，也以失败告终。蒋介石对广西实行围困，李宗仁、白崇禧十分孤立。在桂系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李宗仁、白崇禧为图自救，决定邀请李济深等各抗日反蒋党派团体领导人及民主人士等共商对策，考虑到李济深重要的政治地位和极大的社会影响，李宗仁、白崇禧打算请李济深出面领导。
此时，正在梧州老家养精蓄锐的李济深密切关注整个事态发展，接到李宗仁、白崇禧二人的邀请，李济深认为这是一个为天下苍生谋利益的机会，遂动身前往。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到达延安，非常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也极大关注。
自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共党内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被撤换，毛泽东已经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是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开展上层统一战线，争取地方实力派，推动抗日反蒋方针的贯彻。因此，两广事变一发生，毛泽东立即发表了《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表明红军愿意首先北上抗日，“愿意首先与两广当局结成抗日联盟，共同奋斗”。同时，为了进一步弄清楚情况，开展统一战线，毛泽东又派遣时任红军大学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云广英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前往广西，与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会谈，向他们介绍中共的抗日主张，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代表的到来，李济深特别高兴，他多次与云广英会谈，表现出与中共合作的高度热忱，赞成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时，他积极推动桂系派代表钱寿康前往陕北，向中共中央提出双方签订抗日救国协议的建议。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在《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发布了“五一口号”，在香港的李济深听闻“五一口号”，也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来函，函中以协商的口气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以及实施步骤等。
在香港的民主党派人士沸腾了，5月2日、5月3日连续两天，李济深召集在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热烈讨论中共“五一口号”，大家一致赞同，积极响应“五一口号”，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李济深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1949年9月30日，李济深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张治中：桃花潭水深千尺
张治中与毛泽东相识，是从重庆谈判开始的。1945年，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由于张治中与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共事过，有着较深的情谊，加之张治中在国共问题上一贯主和，中共对他较为信任，因而蒋介石委派张治中为他的代表，于1945年8月27日，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道飞赴延安迎接毛泽东，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与赫尔利陪同下，由延安飞抵重庆。甫下飞机，毛泽东即受到重庆各界人士空前热烈的欢迎，随即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先至自己的寓所桂园小憩。抗战胜利之初的重庆，社会秩序混乱，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就成了张治中考虑最多的问题。同时，周恩来也在为毛泽东的安全和住处担忧，他考虑八路军办事处距市区太远，毛泽东住在那里有诸多不便，而位于市中心的张治中的住所桂园，较为合适和安全，便十分委婉地向张治中提出了让毛泽东住桂园的要求，张治中当即应允将自住的桂园腾出，作为毛泽东办公会客和休息的地方。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张治中还特地抽调了政治部特务营手枪排担任警卫，并对警卫人员再三叮嘱：“保卫毛泽东主席，要胜我十倍！”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离渝返延。张治中等前往九龙坡机场为毛泽东送行并陪同毛泽东返回延安。
《双十协定》最终在桂园客厅签订，张治中是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人之一。
国共谈判结束以后，毛泽东即将返回延安。周恩来对张治中说：“让毛泽东主席一个人独回延安，我不放心。”张治中当即果断诚恳地表示：“毛先生既然是我亲自从延安接来的，我当然有义务有责任亲自送他回延安。”1945年10月11日，《双十协定》签订的第二天，张治中亲自护送毛泽东去延安。在前往机场的路上，毛泽东诚挚地对张治中说：“文白先生，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
1949年1月，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被迫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李宗仁上台后，即宣布以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请张治中负责和谈。4月15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宣布协议的草稿，希望南京方面20日前同意签字。对于和平协定，李宗仁犹豫，白崇禧反对，蒋介石则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20日，国民党中常会发表声明，表示绝对不能接受协定。和平谈判破裂，南京代表团的去留问题，无可避免地摆在面前。张治中囿于从一而终的伦理，反复强调：“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破裂，理应回去复命。同志们行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当时的张治中留居北平，心情苦闷，思想斗争很激烈，由于蒋介石对张治中的多年赏识和重用，张治中总是念念不忘知遇之恩。经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商议后，张治中遂表示准备24日回南京复命。周恩来在得知此消息后，当天就到六国饭店去看望张治中，恳切地希望张治中能留下来。张治中仍很犹豫，觉得自己是南京政府派出的，理应回去复命，否则从道义上也说不过去。对此，周恩来坦诚指出：“你这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为一个人着想，而不为全国人，为革命着想？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听了周恩来情词恳挚的劝说，张治中终于决定留下。4月25日，白崇禧派飞机来北平接张治中等人，周恩来邀张治中一同去西郊机场，说要去接客人。张治中问是什么人，周恩来笑了笑说，你去了就知道了。待到了机场，见到“客人”，才知道“客人”不是别人，乃是自己的夫人和其他九位家属，不由欣喜若狂。事后张治中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周恩来的安排。周恩来在得知白崇禧派飞�